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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上海5月18日电 (陈静 李斯嘉)记者18日获悉，中国学者系统研究发现，汉语方言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人群迁徙与融合不仅改变了人口分布，也促成了语言的深度交融。学者们还发现语言、基因、地理距离三者间分别存在两两强相关性。

　　汉语方言在全球拥有超过14亿人的母语人口，其传播与演化的机制一直是人类学界与群体遗传学界关注的焦点。此前，对汉语方言传播模式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历史材料和语言调查材料的比较总结，并辅以遗传证据为佐证。由于缺乏对汉语方言内部精细结构的定量分析等，目前，学界尚难以全面刻画汉族人群语言演化的全貌。

　　据悉，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复旦大学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验室张梦翰研究团队(POPLANG)携手生命科学学院徐书华教授团队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团队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该研究系统整合了语言学、群体遗传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各地语言和群体遗传结构之间的关系，透视了汉文化传播和融合的多重模式，为探究汉族人群的人口活动与语言文化交融的复杂历史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研究中，团队通过对926个方言点的1018个词汇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和空间投影，发现汉语方言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其词汇差异呈现明显的南北梯度分布，而大型山川河流作为地理屏障，进一步促进了方言群体之间的分化。

　　研究团队发现，长江成为南北方言群体的地理分界线。长江以南的多种方言，如闽语、粤语、吴语等，各具独特的词汇特点，显示出显著的差异；秦岭—淮河则进一步区分了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北方官话内部一致性较高，秦岭—淮河线以南的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则展现出方言连续体的特点，其方言差异随地理距离而逐渐累积。

　　研究团队发现，中国中部地区方言呈现出多重来源的语言接触痕迹，形成了所谓的“方言熔炉”，特别是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和赣语的使用地区，方言的特征显示了多样的语言成分集成，构成了复杂的方言体系。如此深度的语言接触和融合反映了不同方言群体长期共存以及互相作用的结果。

　　据研究团队介绍，人群迁徙与融合不仅改变了人口分布，也促成了语言的深度交融。作为人群自北向南迁徙的主要通道之一，江西地区在唐朝之后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并在南方经济贸易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据悉，历史上复杂的人口活动驱动了方言的传播和融合，而这些语言变异的证据在研究中均得到了精细化的定量解读。

　　研究团队对比了中国汉族人群的语言结构和遗传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语言、基因、地理距离三者间分别存在两两强相关性。研究发现，语言差异的形成伴随着人群遗传结构的变化，即：人口扩张模式(demic diffusion)在汉语方言演化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团队还揭示了各省份南北方基因成分和语言成分的比例，反映出汉语方言传播的复杂地区性模式。

　　在中国中部地区，人群扩张模式尤为显著，北方基因流与北方语言成分对中部地区具有相似的影响程度，对应着大规模人群迁徙造成的语言—基因同步融合。

　　研究发现，在云南、四川、贵州和重庆的西南官话地区，文化传播模式(cultural diffusion)的影响更为明显。在浙江和上海的吴语区、福建的闽语区等，语言同化(language assimilation)在方言演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为在显著的南北基因融合背景下，当地词汇系统却仍然保持高比例的南方特征。这一现象体现了吴语、闽语等地区性强势方言对于外来的北方移民语言的同化作用。

　　据了解，研究团队还成功解析了汉语方言的精细化结构，探讨了影响汉语方言形成的潜在驱动力，强调了人口扩张模式之外，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语言演化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发现为了解汉族人群的活动历史提供了关键的跨学科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语言的演化及“语言-遗传-文化”共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完)